1914年夏天，李大钊和陈独秀相识。1917年，陈独秀应聘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担负改革文科、整顿北大的重任。1918年2月，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二人开始共事。李大钊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从而形成了以陈独秀、李大钊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容。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共同创办《每周评论》，开始了他们并肩战斗的新阶段。
共同的政治信念和理想追求，合作共事的特殊经历，一批对他们所从事的共同事业由景仰者而发展成为追随者的有志青年，从而在五四运动后，他们赢得了“南陈北李”的美誉。正如当时的一首嵌名诗所说：“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
为了营救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遭到反动当局逮捕。陈独秀被捕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各界强烈谴责北洋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释放了陈独秀。
李大钊闻听陈独秀被释放，特别高兴，当即写下一首诗《欢迎独秀出狱》：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陈独秀
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北京大学教授，都是《新青年》杂志的骨干，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是革命的同志。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亲密关系、战友情谊，在这首诗中得到最好的印证。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李大钊对陈独秀以“只眼”的署名发表在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上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陈独秀的这篇文章虽不足百字，但通俗明白，思想深刻，文字犀利，振聋发聩。陈的全文为：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这次坐牢的直接原因，是他在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散发传单。这些传单，正是他和李大钊在1919年6月9日共同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正因为如此，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一被捕，李大钊心急如焚，立即组织学生，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四处传播，希望通过制造社会舆论，给反动当局制造压力，从而营救陈独秀。患难见真情，李大钊和陈独秀之间的战斗友谊，在五四运动的风雨中经受住了进一步的考验。李大钊在这首小诗中，连说三遍“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足见李大钊和陈独秀之间的深情厚谊。
这次陈独秀的牢狱之灾，也使其思想有了较大转变。陈独秀最早信奉的是进化思想，随后又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倡“国民政治”“国民运动”，反对搞党派活动。但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独秀放弃了“国民运动”的主张，认识到“各国内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时候，陈独秀针对当时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行严厉的批判。陈独秀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不仅从正面广泛宣传了只有布尔什维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真理，而且揭露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反动实质，剥下了它的伪装。这对帮助一批进步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这些，胡适曾这样说：“李大钊在1918年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然而，以陈独秀的声望和影响，一旦形成坚定的信仰，其号召力和凝聚力，又自然要超过李大钊。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陈独秀走出监狱后，警察厅还对其行踪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并规定他如果要离京必须报告。这对于性格倔强的陈独秀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不仅对此规定未予理会，还有了进一步的行动。
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邀请，由北京去上海为西南军政府筹办西南大学。事成之后，他赶往武汉讲学。陈独秀的“高调”演讲在武汉引起轰动，报纸上连日登载报道，这引起湖北当局注意，它命令陈独秀马上离开武汉。2月8日晚，陈独秀由武汉返回北京。当时，警察已在其住处布控。
李大钊认为陈独秀总受到警察监视骚扰，长久下去肯定不是办法。为了帮助陈独秀避免遭到迫害，他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他们设计了离京路线，决定先到天津。然后，陈独秀再由天津去上海。据李、陈二人的朋友高一涵回忆，当时正值年底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之际，李大钊找了几本账簿，装扮成账房先生；陈独秀找了一顶毡帽、一件棉背心，装扮成老板。两人雇用了一辆骡车，假装收账的样子，从朝阳门离京南下。由于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沿途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让陈独秀张口，以免露出南方口音。就这样，二人顺利到达天津，陈独秀立马购买外国船票，坐船前往上海。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二人的谈话内容旁人已难以知晓。但诸多的记述都表明，李大钊在送陈独秀的路途中，两人商谈了组织建党的事。由此，就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李大钊
■二■
此后，李大钊在北京，陈独秀在上海，两人在通信不发达、相距千里的情况下，又是怎么“相约”的呢？
“相约”之初，一个神秘人物率先走进了李大钊的办公室。1983年，《彭述之回忆录》的法文版在法国巴黎出版，第一卷中的《共产国际第一位来华代表》一节，有这样几段记述：
那是1920年年初时节，我同往常一样，正在北京大学的办公室里工作，突然有人敲门。我说：“请进来！”他说：“我就是鲍（波）立维先生向您提起的俄国人，我名叫荷荷诺夫金。李大钊同志，我向您致敬！……”这位俄人是共产党党员，他竟把我也当作一个共产党人来看待！好一个突击技术！我马上表示抗议：“哦！不敢当，我不敢自称是你们的同志，至少目前还不是呢！”可是，我这位客人反驳道：“好了，好了！不必客气啦！我们早就知道您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您已经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您又是多么热烈欢呼，怎么能叫我们不把您当作自己人呢？”
他说是受到在伊尔库斯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委托前来同我联系的，目的是在中国创立一个共产党。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设想，心绪顿时被搅动了。他提出的问题，我必须有点时间来思考一下，即将这个意思告诉他，并向他说明反正我不是他心目中的适当人物。
他表示很不同意我的看法，像个雄辩家似的，大发议论道：据我所知，自从“五四”以来，在中国出现了许多刊物，长篇大论地研讨社会主义，有些刊物已经明目张胆地挂起社会主义的招牌。您呢，您是“五四”领袖中的佼佼者，不但公开赞扬俄国革命胜利，而且还毫不迟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情形下，难道不该是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时机吗？难道您不是发动这一事业最可胜任的人吗？李大钊同志，没有共产党，社会主义只是一句空话！
荷荷诺夫金的话打动了我的心。我感觉到他说得有理，但是他提到的这件事情太严重了，我不能单独地解决，于是这样答复他：在中国惟有魄力发动创立共产党这一壮举的人物是陈独秀。陈独秀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倾向社会主义的。然而，我晓得他同我一样还从来没有发起过组织什么政党的念头，可惜他已离开北京去上海了，因此我只能用通信方式同他商讨您代表共产国际向我们提出的建议。这是需要一些时日的，您是否可以延长在北京的居留时间，以便让我们作出一个决定？一有着落，我会马上通知您。
荷荷诺夫金叫我放心，他有耐心等待我们的答复，我就立即去信给独秀。起初，独秀的反应也是慎重的，表示要好好考虑一下，然后才决定是否“下水”。不久，他的犹疑渐渐地消散了，我们一致认为对于共产国际的建议再也没有什么严肃的理由加以推却了。我一收到他肯定的答复，立即告知荷荷诺夫金，他欣喜极了，急忙赶回伊尔库斯克，成为陈独秀和我两人接受共产国际建议这个佳讯的传递者。不多日，我在京见到另一位第三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同志，我催促他即速启程去上海……
彭述之的这些记述，回忆的是1924年6月李大钊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偶遇到荷荷诺夫金后，向彭述之讲述在北京第一次与荷荷诺夫金见面时的情形。
荷荷诺夫金与李大钊进行交谈后，得知李大钊与陈独秀通过书信有了初步共识，便回共产国际进行汇报。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一行到达北京。他们专程来了解中国五四运动的情况。到北京后，首先拜访了李大钊等人。李大钊为他安排了几次座谈会。在座谈中，维经斯基提出了在中国建党的问题。因李大钊曾与荷荷诺夫金有过交流并与上海的陈独秀探讨过，所以这次对维经斯基的建议，李大钊表示完全赞同，并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同陈独秀见面。这体现了李大钊认真而稳重的作风。他清醒地意识到，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独秀已是振臂一呼、从者甚众的风云人物。作为发起者和组织者，没有任何人比他更合适了。
于是，“南陈北李”的“相约”，就在一前一后两个“老外”的到访后，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