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5月，维经斯基到达上海后，与陈独秀进行了多次商谈。他们的交流同样是诚挚而愉快的。在交谈中，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基本上有了一致的估计。维经斯基又由陈独秀介绍，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陈望道、邵力子等人。他们进行了多次座谈，交流中国革命的情况和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有的问题已谈得比较具体。陈独秀在被迫离开北京到上海后，就经过了认真思考，认定了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而通过与李大钊的信件往来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到访，他更认为自己应自发自觉地挺身向前。这符合陈独秀的为人处世风格。
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陈公培等5人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开会，决定建立共产党组织，名称暂定为社会共产党，陈独秀为负责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起草了具有党纲性质的若干条文，内容包括要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陈独秀在上海积极开展党的组织创建工作，其过程和情况，都用书信的方式与北京的李大钊保持沟通交流，互相商讨建党有关的问题及细节上的考量。
书信传达，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最基本的体现和最基本的形式。但书信之“约”有时间上的滞后性，更有说不清的一些问题。于是，李大钊便将“相约”换了一种方式，派出“信使”。
7月，张国焘要去上海。李大钊知道后表示赞成，认为张国焘很有必要去一趟上海，将在信中不好说明的、要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的主张，从马克思主义研究入手，更要有进一步计划的想法等等，都详细地交代给张国焘，由他向陈独秀说清。
张国焘回忆，在上海与陈独秀谈起李大钊的意向后，陈独秀开门见山地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
张国焘在上海与陈独秀商谈建党之事“继续了两个多星期，获得了全部同意”。“陈先生又希望李大钊先生和我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如有可能，东北、蒙古和西北等广大地区的组织发展也应注意。”
随之，陈独秀又写书信一封，寄给北京的张申府。
张申府回忆说：“陈独秀就党的名称问题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陈独秀在信中还希望他俩在北京发展党组织。
按照李大钊的“大干一场”的主张，陈独秀在上海经过酝酿和准备，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
9月上旬，张申府到上海了解建党的情况。陈独秀向他详细介绍了在上海建党的经过，希望他转告李大钊，并在北京同时行动。
张国焘、张申府二人返回北京后，把和陈独秀商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大钊。李大钊“略经考虑，即无保留地表示赞成”。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三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共产党小组”。随后，陆续发展了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陈为人等。1920年11月，正式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担任书记。
张国焘、张申府二人在“相约建党”之北京与上海的“相约”中，实际上扮演了“联络员”的角色。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不久，李汉俊介绍董必武入党，并给在武汉的董必武、张国恩去信，约其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随后，董必武与陈潭秋、赵子健等商讨建党事宜。同时，陈独秀在上海发展刘伯垂入党并委托其回武汉，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联系，于1920年秋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与陈独秀多次交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给长沙的毛泽东写信，函约毛泽东在湖南建党，并给他寄去《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介绍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情况。毛泽东接陈独秀的信和《共产党》月刊、团章后，马上秘密建立了湖南共产党组织，并亲自到湖南第一师范、第一中学等校物色团员人选。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多次向远在巴黎的蔡和森等人，介绍陈独秀在上海建党的情况。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陈独秀函约在山东名望很高的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共产党。王乐平比较开明，但无意建党，就将此事委托给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王尽美和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邓恩铭。王尽美、邓恩铭等从此与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大约在1921年春，济南共产党组织成立，最初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陈独秀还函约广东的谭平山、陈公博，在日本的周佛海和在法国的张申府在当地建党。张申府回忆说，到了法国“介绍刘清扬入了党。接着我和刘清扬又介绍周总理入了党”，“不久赵世炎到了法国，他是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接着陈公培也到法国来了，他也是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于是我和周总理、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没有正式名称，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正因为陈独秀与各地共产主义者“相约建党”，继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日本和欧洲，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春，周恩来（左三）、张申府（左一）与天津觉悟社部分成员在法国巴黎合影
■四■
1920年11月7日，上海党组织创办《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明确地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月刊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陈独秀的《短言》，也即发刊词。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写道：“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这大大推动了建党工作的开展。同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党组织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关，消灭阶级的主张。《宣言》中还提出：无产阶级要建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份《宣言》没有向外发表，只是作为吸纳党员的标准，但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
1920年12月16日，陈炯明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办新文化教育运动。接到邀请后，陈独秀即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张国焘回忆说：“我们认为他去领导广东的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陈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于12月间将上海支部的工作交由李汉俊、李达等人分担，就只身到广州去了。”到广州后，陈独秀通过维经斯基同李大钊确定了建立党的全国统一组织的目标。
1921年初，维经斯基带着陈独秀的介绍信到北大图书馆找李大钊，并就举行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等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因此，维经斯基离华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筹备工作就实际地开展起来。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当年实际上代替陈独秀领导上海党组织的李达曾经这样说：1921年6月间，“共产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克洛夫（尼克尔斯基）两人来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中共的正式成立。当时党的组织共有七个地方单位。我发出了七封信，要求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大会。
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被毛泽东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事变，是“南陈北李”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商议“相约”；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下，由李大钊率先启动；继之思想深邃、性格倔强的陈独秀以自觉的行动，完成了从局部、个别迅速发展到全国乃至海外，形成各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相约建党”的生动局面。这个局面，更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助推下，由上海再发开会之“约”。由此，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结出硕果。■